《礼记》解读 《论语》故事

《论语》中的故事(51)

第五章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本章涉及到礼乐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富贵和人们应该对待富贵的态度。

提起富贵来,许多人脑海里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景象:骑马,打高尔夫,开豪车,住豪宅,穿名牌,出入高级会所,留恋天上人间。这种情景在古代充其量可以被称为富,不能被称为贵。今天是一个词的富贵,在古代却是两个词,两种意思。

简单地说,富指有钱,一个人所拥有的财富,家财充足可以称之为富;贵指社会地位高(在杨伯峻先生的本章译文里,直接将贵翻译成做大官),受人尊重,我们经常称一个人尊贵,就是源自于此。

在孔子和他之前的时期,富未必贵,像当时的商遗民,因为多从事于商业(商业一词即由商人所务之业演变而来)经营,家里一般比较富有。

郑国的弦高就是商后裔中的一位,历史之所以记住他,是因为在他做生意的途中发生了一件事情——遇到了前去偷袭郑国的秦国军队。为了解决郑国面临的危机,他一方面派人去郑国报告,一方面假扮郑国派出的犒军使者,告诉带队的秦国将军,国君早知道他们要来,也知道他们旅途辛苦,所以派自己送来12头牛给大家打打牙祭。12头牛在今天可能不算什么大数目,在那个时代可是一笔了不起的财富,够资格犒赏一支几百辆战车规模的军队足以说明问题。商人虽然富有,但是他们整体社会地位并不高,因为在当时人眼里,他们的富有只有他们自己享受,对社会的贡献并不大。

贵也未必富,尽管社会地位高了通常会比较富有,但是真正按照礼乐制度的要求去做,贵族们有时也会不富裕,因为他们的财富不仅仅要养活自己。比如齐国的晏婴,齐景公要去他家里吃饭,他连一套像样的餐具、礼器都没有,命令家老置备一套新的来接待齐景公。家老告诉他没钱买,要求跟治下的老百姓敛化点儿。

 

晏婴听了之后,说:那就算了。欢乐这种东西要上下同之才好,天子要与天下人同乐,诸侯要与自己境内的人同乐,大夫要与自己封邑的人们同乐,不能追求独自欢乐。如果只顾自己快乐,让老百姓承担额外的负担,是非常危险的。

 晏婴是齐国的国相,竟然连置办一套新的礼器的钱都没有,这就是贵和富的区别。

贵,我们还可以用另一个名字来称呼它:等级制度。等级制度是一个令许多人感到厌恶的词汇,在这些人眼里,它代表着不平等,代表着人和人之间的剥削、压榨、欺侮甚至是歧视,说它是万恶之源也不为过。

作为文化研究者来说,首先的责任不是去反思什么,而是要去还原文化的本来面目,只有在了解文化的本来面目之后,人们才懂得如何取舍,是该接受还是抛弃,是该全盘接受,还是要进行改造。当一个人带着偏见去看待一种文化的时候,是无法公正合理地评价它的,如果不能公正合理地去评价它,又谈什么复兴呢?

当一个社会的限制越来越少,文化环境越来越开放,人们研究的自由度越来越大的时候,对于古文化的各种研究与观点汇集、冲突、交融,人们各以自己的素养吸纳自认为是正确的、抨击其错误的时候,文化自然会复兴,没有开放的环境,连文化都谈不上,何来的复兴?把满院子别的花草都锄了去,只留下狗尾巴草,却告诉人们要百花齐放,这不是开玩笑么?

    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官方的种种限制还是处于某种目的的对古文化研究反对的声音,他们的作用都是一样的,别无二致。

尽管有许多人歧视富贵,讨厌等级制度,但是当你了解富贵在礼乐文化中的真相的时候,也许就不那么讨厌它了。

 

1)

在公元前399年的希腊,发生了一件大事,法庭通过投票的方式剥夺了一个人的生命,这个人的名字叫苏格拉底。

投票是与民主紧密相连的一种政治形式,许多人对它心仪已久。不过早期的民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美好,而是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如果让一群土匪投票决定一位富翁的命运,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让他合理合法地变成光荣地无产阶级中的一员。人们称这种现象为暴民政治。

毫无疑问,伟大的苏格拉底是暴民政治的牺牲品。苏格拉底的死,深深地影响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他的弟子柏拉图,他开始反思民主体制存在的问题,也许在苏格拉底还活着的时候,他已经在开始思索。

为此,他提出了另外一种政治模式来代替民主政治,在柏拉图提出的这种社会模式里,整个社会由三个阶层组成,最上层为哲人,其次为武士,再其次是平民。哲人居于社会领导地位,他们智慧、正义、善良、有能力、有道德,公平、公正而又理性,不会犯错误,会充分考虑所有人的利益,懂得如何管理国家,肩负领导国家之责;其次为武士阶层,他们对国家负有较次要的责任,在国家遇到危难时负有保卫国家之职;理想国中最末一个等级是平民阶级,他们需要被引导,被照顾。

按照这种构思,社会在哲人的领导下将欣欣向荣,人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想必大家都看得出,柏拉图提出这种政治模式的目的其实是针对当时民主政治所存在的问题并试图解决这些问题而打造出的一种理想社会的模型。贤人政治对后世影响至伟,精英治国的思想即萌芽于此。

 

但柏拉图不知道的是,当他提出这套理论的时候,在地球的另一端,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至少在距他的时代数百年之前,已经把它变成了现实,形成了一种堪称当时最为完美的社会制度,现在人们称这一制度为礼乐制度。

这是一套比柏拉图理想国更完美的制度,在它为人们描绘出的蓝图里,以天子、国君为首的贤人集团充分考虑到社会各方的利益,严格按照礼乐制度管理国家,他们自觉遵守当时的法律与道德,不但是社会的领导者,还是社会的表率者。

在这群人领导下的社会中生活是所有人的梦想,生活在这个社会中非常有安全感,他们流连于这片美好的土地,不愿再到别处寻求自己的生活,远方的人也都闻风而至,纷纷前来归附(近者悦,远者来),国家变得越来越强大,版图也不断向外推移。

理想国里平民阶级等同周代的农民,周王要经常地派人下去劝勉他们,在农作的时候,告诫大家不要嫌累,不要呆在家里偷懒,万一失了农时,耽误了生产,遭殃的是自己。不但要派人劝,还要派人监督(命野虞出行田原,为天子劳农劝民,毋或失时;命司徒巡行县鄙,命农勉作,毋休于都)。

在礼乐制度的理念里,贤人会充分考虑所有人的利益,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正好对应了柏拉图理想国里的哲人。

2)

柏拉图的贤人政治只是一种构想,他可以不考虑现实,比如贤人的道德水平与政治水平,根据理论需要,需要哲人有多高的水平,就可以让他有多高的水平,人的能力根据需要来,就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完全不用考虑什么物理学生物学的限制。

但是礼乐制度不行,它是立足于现实的制度,既然是立足于现实的制度,就有一些现实的问题需要解决。

在现实世界里,贤人也是人,他们也要吃饭喝水,也喜欢住舒适的屋子,也有基本的生理需求,也喜欢漂亮的女人,他们也有自己的亲人需要照顾,还有家族责任需要承担。

总而言之,执政的君子们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都是些有六情七欲的普通人,要求君子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显然是一件非常不靠谱的事情。如何平衡执政者个人利益和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是让人非常头痛的一件事情,这是礼乐制度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难题,一个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所幸的是,我们的先人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一个非常巧妙的办法:等级制度。

人们将社会划分成不同的等级,根据不同的等级规定不同的职责,配备不同的个人待遇。等级既标识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又标识了他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每一个等级对应不同的能力和道德要求。等级越高,对个人的能力要求和道德要求也越高,你需要付出的也就越多,当然,你获得的回报也越丰厚。

如果你是一个平民,你就只能靠种地做工来养活自己,而且还要缴纳赋税,提供徭役。这种生活的好处是不操心,只要出力就可以,因为按照礼乐制度,地里适合种什么,怎么种,都有人帮你安排;坏处是生活得比较艰难,碰上个旱涝天气,饥一顿饱一顿的,没有准招儿。

如果你不满意这种生活,想过得好一点,就要学习,具备一定的能力,去做士。士分三等,最末一等比一般老百姓过得能略微好点。

如果还不满意,那你就要继续努力,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最好的可以熬成大夫,获得封地。

总之,你要想过得比别人好,就必须做得比别人更多,比别人更多地贡献这个社会。同样,如果你已经成为大夫,过上了你想要的生活,也不表示你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可以歇歇了,而是还要不断地付出。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既然你需要人们不断地缴纳赋税来供养你,你就需要不断地为人们提供服务。

你提供的服务,为社会所作的一切被称为德,你做得好,积的就是善德;做得不好,积的就是恶德。善德积累到一定程度,你的地位会继续上升;恶德积累到一定程度,你可能会被人们抛弃,失去你原本拥有的一切。

追求富贵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但追求它却必须以其道行之才可以,这个“道”究竟指什么?曰:礼乐制度!就是礼乐制度为贤人制定下的各种规矩,要通过为社会服务,赢得人们的尊重,要做到仁。如何做到仁?曰:克己复礼!做到了仁,就会有美好的名声,有了美好的名声,就会被执政者发现,被执政者发现,就会获得任用的机会,有了机会,你就尽情施展吧,你为社会做的越多,回报也就会越多,下士、中士、上士、下大夫、中大夫、上大夫,乃至执政的卿(到头了,想成为诸侯必须得给王室立有非常大的功勋,这是需要机遇的),一切皆有可能,只看你的能力。

为善还是为恶,究竟该怎样做,一个人的社会位置在哪里,完全操纵在你自己的手里。

《论语》中经常提到一些对人们的高标准道德要求,通晓礼乐文化就会明白,这种高标准的要求并不是针对所有人的,只是针对执政者的君子或者想成为执政者的准君子们的。这些要求是构成贤人的条件之一,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执政者,你想获得富贵,就需要用这些道德来约束自己,你想得到的越多,对自己的约束也须越严。

富贵是美好的,付出也是艰辛的。

用高尚的道德来约束自己是比较痛苦的,但对比起那些与之相对应的待遇来讲,这种约束还是值得的。所以跟随孔子学习礼乐制度,想成为执政君子的人非常多。

相反地,礼乐制度对普通人的道德要求则很低。孔子曾经说: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小人就是普通老百姓,只要别违法,对他们基本上没什么要求。

礼乐制度就这样通过不同等级之间的待遇差别,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让大家做一个符合礼乐制度要求的合格贤人。

这个办法其实很简单,人们现在还在用它,在一个企业里,每个人所承担的责任与义务、所获得的报酬是不一样的,这是等级制度在现代的具体应用。

绝对的公平是从来也没有的,起码到现在不曾有过,美国总统可以住白宫,有自己的专机,普通美国公民可以吗?但是美国人并不认为美国总统所享受的待遇造成了不公平。

关键并不是出在等级制度上,而是处在这个等级上的人究竟应该做什么,他做了没有,等级高,付出多,回报多,这是应该的,只有如此才会鼓励更多的人出来为社会服务,才能为大家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礼乐制度对待君子们的要求确实非常高,但是想想付出之后的回报,还是值得的。现在人们经常说一句话,叫高薪养廉,富贵在古代却是高薪养贤的一种理念与政策。

本章反映出的正是这样的一种富贵观。

在了解上述内容之后,相信大家对于“人不知而不愠,不以君子乎”这句话必定有了更深切的感受,因为涉及到自己的前途,着急上火地希望别人尽快地了解自己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光上火是没用的,还是要静下心来,历练自己,多增加修养,多提高一下自己的能力(君子求诸己)。

4)

如果执政者只想享受富贵,不肯作为怎么办?

齐景公到麦丘巡游,问负责麦丘的封人多大年纪了。封人说:八十了。

齐景公一听说:真是高寿啊,请你祝福我。

封人说:愿您长寿多福,国家兴治。

齐景公听了封人的祝词非常开心,说:好!再来一次吧。

封人说:使你后代子孙都能活到我这样的年纪。

齐景公听了之后,感到更有兴致了,说:请你再祝福我一次。

封人说:请你不要得罪老百姓。

这下,齐景公的高兴到了头了,他说:说有些鄙陋无知的人得罪国君这种事情是有的,身为国君怎么可能得罪老百姓?

在旁边陪同的晏婴听不下去了,说:您这话说大了。那些血缘关系疏远的人犯了罪,由血缘关系近的人负责处理;地位低的人犯了罪,由地位高的人负责处理。如果国君得罪了老百姓,谁将来惩罚他?请问:桀、纣这样的暴君,是君王惩罚的他们?还是老百姓惩罚的他们?

齐景公说:对不起,我错了。

于是,将麦丘赐给了封人做采邑。

想必大家对天命论还有印象,能惩罚国家的只有上帝,而上帝又是谁呢?他通过什么方式来惩治那些荒淫无道的君王呢?(敢问:桀、纣,君诛乎,民诛乎)

作为执政者如果不贤德,就不能获得人们的拥戴,如果不能获得人们的拥戴,那就危险了。在春秋时期,国人流放国君或者将国君赶走,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但是被杀掉的就有几十位之多。

作为一名执政者必须有所作为,这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不作为的代价非常惨痛,春秋时期那么多君主被杀、被流放,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正因为如此,齐景公才毫不犹豫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将麦丘赐给了封人。

周代是中国历史上纯正地封建时代,所有的诸侯都有地有权有钱有军队,如果你是一个不贤德的诸侯,差不多就表示你家诸侯的地位传到你这一辈子就该结束了。在理想的情况下,周王负责收拾哪些不肯为人民服务的诸侯,在不理想的情况下,有别的诸侯来收拾这些人,这就是所谓的“天下有道,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征伐自诸侯出”的来源。

在封建制下,天子、诸侯、大夫相互制约,而又彼此威胁,对于他们来讲,危险无处不在,所以对人民的依赖非常重,天命论是非常实用的一种理论,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周厉王,就因为贪财,被人们拎着棍子就给流放到彘地去了,一直在那里呆了十八年,到死都没有回来。

注:麦丘封人与齐景公的对答还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非常有用的信息:血缘关系疏远的人犯了罪,由血缘关系近的人负责处理。相信大家还记得礼乐制度的分封原则,先亲后疏。这个原则也适用于社会管理,所有的这一些,从制度到思想,合起来被称为宗法制。

有人可能会认为宗法制是非常有害的东西:如果你的家族没有人才,跟你血缘关系近的人全是笨蛋,莫非你就不用人了?

如果有人肯这样问,我想他又抓住了礼乐文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如果一个执政者无能,执政者的家族无能,那么他的家族地位基本算是到头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兴衰更迭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

5)

民、臣、君、天,互相制约,谁高谁低?如何取舍?这使我想起了美国《独立宣言》中的一段话: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为了慎重起见,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于轻微和短暂的原因而予以变更的。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为了本身的权益便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但是,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这就是这些殖民地过去逆来顺受的情况,也是它们现在不得不改变以前政府制度的原因。

 撇开那些冗长的陈述,这段话有三点值得人们注意:

 1、《独立宣言》认为人人生而平等,人们天生有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礼乐文化认为,追求美好的生活是人们本性所致,作为执政者应该致力于满足人们在这方面的愿望。

 2、《独立宣言》认为,政府的权力是民授的,是一种约定,只有它履行了这种约定,人们才可以承认它的合法性;礼乐文化认为,执政者的权力出自天授(实际这是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从天子到诸侯大夫有一整套授权的理论,在此不去做过深的讨论),而所谓天授,实则是民意的反映。

 3、《独立宣言》认为,虽然人民有权力废弃政府,但是他们愿意给政府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只要它不要太过分,否则就有权利推翻政府;礼乐文化认为,执政者只有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的时候,才能获得人们的拥戴,才能存在下去,否则他就会被人民抛弃,会失去原本拥有的一切,甚至包括生命。

如果将这些做一对比就会发现,其中真正不同的是,《独立宣言》中所蕴含的理念是处在下位的人民千百年来在不断被压榨、与权力冲突、流血的过程中,自己悟出来的,这种理念是由下而上产生出来的,所以它被更多的人认知、接受,并牢牢记住,是一个全体人民都懂得的政治理论,他们了解自己的力量,知道该怎么做,因此历史进入了他们所掌控的轨道。

而天命论则是几千年前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统治者们,自己领悟到而又施于政治之中的一种理论,他们认识到了人民力量的巨大,并以之告诫后人,要与民同乐,真正能决定君王命运的不是君王,是人民。这是一个只有少数人才知道的理论,在这个理论体系下,兼职上帝的人民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辛劳之余,还扮演了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他们一直不能正确认识和发挥自己的力量,所有的一切都是被动的,非常被动。

这一不同,导致了在本质上是相似的两种理论出现了不同的命运走势,一个成就了现代文明,一个在发现为人民服务太苦的时候,篡改了这一理论,只保留了君权神授,省掉了神权民授,天命论因此被涂抹得面目全非,成了愚弄人民的一种工具。 

君权神授这种理论并不是中国文化的专利,它在西方同样也曾盛行过,只是西方人比较实在,对于君权神授理论使用得太过分,捅破了背后的那层窗户纸,被人们看穿而被彻底抛弃;在中国则演变成了另外一种怪圈,用《独立宣言》里的话讲,叫做“任何苦难,只要是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为了本身的权益便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当压榨得不能忍受的时候,中国人会起来反抗,而反抗的目的却不过是寻求一个自己能忍受得了的新政府继续忍受压榨而已。

中国人向以能忍而著称,这实在不是什么好事,而且这个能忍全是千百年来被驯化的结果,春秋时期的中国人并不能忍,所以那时候的人民相对比较起来,要幸福自由得多。

6)

在古人眼里看来,追求富贵实在是一件非常令人值得自豪的事情,没有必要遮遮掩掩。当然,古人也没有遮遮掩掩的意思,你的地位越高,说明你对社会的贡献越大,对别人越有用。

除本章之外,《论语》中还有非常重要的两章论及到富贵,都在述而篇。

1、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2、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这两章也是标明孔子对富贵的看法。

前面一章说,富如果可以求得到,即便是做执鞭之士,我也愿意。如不可求,我还是做我喜欢的事情。

后人对执鞭之士的理解有些分歧,一种认为是类似仪仗队前面拿着鞭子驱赶人群开路的,另一种是市场上的看门人,他们经常拿着皮鞭在市场里维持秩序。其实无论哪一种都没有关系,只要知道这是一种发不了家的工作就可以。

这一章上告诉了人们两件事情:第一,孔子也希望过好一点的生活,致富在孔子眼里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第二,他认为致富应该遵循一定的规则。

后一章则将孔子的这种思想表述的更明白了,“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如果是“义而富且贵”呢?还是于我如浮云吗?显然不是。孔子及其弟子们一生对在追求通过为社会服务来追求自己的富贵。

卫灵公篇记载了孔子有关这方面思想的又一句谈话: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谋道不谋食”并不是不追求利益,而是孔子举了种地的例子来说明,一个人好好种地,他的温饱就有了保障,就像一个人好好研究礼乐制度,有了做官的本领之后,俸禄也就有了保障,这种思想与富贵要取之有道是一脉相承的。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君子忧道不忧贫”可以换做三个字:贫而乐。

孔子这种对待富贵的态度让有些人很受不了,在他们眼里,圣人应该不食人间烟火才是,一个大圣人怎么可能这么赤裸裸地说如果做执鞭士可以发财,就去做执鞭士呢?这里面一定有深意!

所以,经过研究之后,有人说:“圣人未尝有意于求富也,岂问其可不可哉?为此语者,特以明其决不可求尔。” 

圣人并不是真的有意追求富贵,哪里是在问可不可以呢?之所以这样说,就是为了告诉大家,富贵是绝对不能追求的。

这就非常扯淡了,就相当于现在有人告诉你“如果扫马路能发财,我就去扫马路,如果扫马路发不了财,我该干啥还是干啥”一样,这句话真的表示讲话的人认为自己应该远离金钱吗?

富贵在后世演变成一种非常可怕的东西,它似乎与人们的品德、修养天生的抵触,在某些人心里,为富必不仁,因此人们才崇尚“仗义疏财”、“视钱财如粪土”的人。

一方面认为人们应该视钱财如粪土,一方面又鼓励仗义疏财,这两方面合起来就是义士们经常用粪土去救济别人,被救济的对象随之也就跟着变成了一种植物性质的生物,非钱财这种粪土不得活。

这种对于孔子思想的错误解读对后世形成了很坏的影响,使人们一方面对美好的生活充满了向往,一方面又不敢公开的宣扬它,追求它。嘴上说着粪土当年万户侯,心里却总盘算着如何才能做当年万户侯。

富贵离我们越来越远,做个好人是如此之痛苦,所以后世努力去做君子的人越来越少,标榜自己是君子的越来越多。善逐渐离我们远去,恶却常常伴随着我们,这个过程用了多长时间?是一千年,还是两千年,抑或更多?

7)

许多通过《论语》研究孔子的人认为孔子的思想非常凌乱,不系统,东一句,西一句,没有什么主次。从表面上看,确实如此,因为《论语》本身就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们言行的一本书,它不是演讲稿,也不是一本系统的著作,如何让它系统呢?

但这并不代表孔子的思想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如果要完整地了解孔子的思想就必须研究礼乐制度与礼乐文化,孔子是它们忠实的信奉者和践行者。

如果在对礼乐制度与礼乐文化有了完整概念之后,回头再来看《论语》的时候,就会发现它非常系统。比如: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不仁者不可以长处约,不仁者不可以长处乐”三章说的统统是一件事情,用前面讲述过的另外一章的话表达就是:个人修养的理想境界是“贫而乐”和“富而好礼”。

贫而乐与富而好礼是处贫守富之道,是人们摆脱贫困长保富贵之道,是礼乐制度为人们设计好的道路,当然这条道路还有许多称呼,比如它可以用一个字来称呼:仁。

     对此,孟子这样阐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 。

如果富贵不能追求,四海、社稷、宗庙又是什么?世上还有比这更大的富贵吗?

追求富贵,要抓住根本,因此孔子谆谆告诫人们: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仁,在这里可以指礼,可以指社会规范。饮食之间要守礼,匆忙之间要守礼,颠沛流离的时候也不要违背了它。想发财是对的,但不要做地沟油,在一个正常的国家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倒霉是早晚的事情。

《论语》的许多章节都非常简短,但如果了解了礼乐文化,就会发现,这简短的章节里,蕴藏着丰富的内容。

对富贵做个总结吧:你的生存环境是你最大的利益,只有公平合理的生存环境,你的一切才能得到保障,为此社会要为提供这种环境的人提供一种特殊的待遇,让他们可以更好地为人们服务,这就是富贵(应该偏于贵更为合适)这个符号在礼乐文化中所体现出的意义。

礼乐崩坏,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定义,其实质都是一样的,如果从富贵的角度看礼乐崩坏,它是这样的:执政者只想享受贵族的待遇,不想干贵族该干的工作,也不想用贵族的标准来约束自己。

 

第六章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这一章记录了孔子对于仁的一些看法,看情形是针对人们感觉礼乐制度对人们要求太高而发,有勉励的性质。

这一句的意思比较简单,也好理解,大意是:我没有看到好仁的人和讨厌不仁的人。好仁的人,会感到仁是天底下最好的社会规范了;厌恶不仁的人,他做事的时候,就会尽力去避免那些不仁的行为。有能一天全心全意地致力于仁的人吗?肯这样做的人,我从没有看见有做不到的。也许有做不到的,但我没有看到。

这段话分三层意思,第一层是说现在追求仁的人越来越少了,好仁与恶不仁是一回事情;第二层是说其实做到仁并没有那么难,大家可以试着用仁的标准约束自己一天看一下,就会发现,仁其实很简单,只要你肯努力去做,一定会做到;第三层,也是最后一句,孔子用了一种委婉地方式,告诉人们,仁正远离他所处的时代。这种无奈,相信历史上许多人会遇到,特别是处在眼见着形势坏下去,却无力扭转的时代。

礼乐制度对君子的那种要求确实非常高,贤人政治的性质决定了这一点,但是这种高标准后面也隐藏着巨大的个人利益,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也许人们克制起自己来相对会容易些。不过,古人很少直接提及利益,可能是担心过多的关注背后的利益会导致人们放弃道德和制度吧,这造成人们克制起自己来就更加困难了。

由于孔子对弟子们的要求比较严格,经常会有人感觉承受不了,给他打退堂鼓,冉有就曾干过这么一会,他对孔子说:非不说(悦)子之道,力不足也。(雍也篇)

老师,你说的这些是太好了,我都认可,但是我实在做不到,能力不足,没有办法。

对于冉有这种想偷懒的得意门生,孔子从来不留情面,所以他毫不客气地指出:如果你做着做着做不下去了,这是能力不足。现在你还没开始做呢,就先想着耍滑头(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汝画)

小样,想跟我斗?还差得远呢!

没有办法的众弟子们只好在孔子的驱赶下,在礼乐文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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