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解读 《论语》故事

《论语》中的故事(58)

第五章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

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

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季康子问:仲由(子路)可以让他从政吗?孔子说:仲由做事坚决果断,政事对他来说没有啥问题。

又问:子贡可以让他从政吗?孔子说:子贡豁达,政事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又问:冉有可以让他从政吗?孔子说:冉有多才多艺,政事于他来讲不算什么难事了。

根据常理,季康子能向孔子问这样的问题,说明他父亲季桓子已经不在世了,他继承了父亲的位子。孔子在季桓子在位的时候离开了鲁国,季康子继位的时候他在陈国,这段对话至少是在孔子在列国之间周游完一圈回到鲁国之后的事情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时子路、子贡、冉有都已经名满天下了,季康子是不该有这么一问的。

可能向孔子问这话的是季桓子,辑录的人搞错了。

 

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很小的时候就听过闵子骞的故事,说他母亲死了,他爹给他娶了个后娘回来。后娘很坏,跟他用芦苇絮做棉袄,看着厚厚实实,其实一点都不裹暖。还总在他爹跟前说他坏话,后来他爹发现了,揍他的后娘,他出来拦阻。

上面的那个故事是孤儿与后娘的标准版本,不但中国有,外国也有。有人就喜欢搞这种悲情的东西,经常搞些额外的加工,很令人头疼。

闵子骞后来被加工成标准的孝子,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孝的二十四个人里面的一个。二十四孝的故事告诉人们,当孝子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结果到现在孝子越来越少,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父子相残的故事。

在孔子的一干弟子中,闵子骞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以德行著称。古人追求的德行有异于今人。一个人的德行要好,要有一个起码的条件:有相当的辨别能力,知道是非对错。没有辨别能力,不知道对错,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乱作,明明是在害人,却还说是为人民服务,他的德行就不可能好得了。

季氏家族在鲁国是老大,费邑的位置在现在临沂费县一带,是季氏家族的根据地,能到费邑做行政长官,是一桩不错的美差。但是闵子骞拒绝了。

他说:想办法替我辞掉吧,如果再有来找我的,我就去汶上了。

善为我辞焉,通常被解释成为好好地替我辞掉吧。这种理解与下文的意思不相衔接。实际上“善”在此是一个谦辞,隐藏着“务必”的意思,所谓“善为我辞”是请一定要替我辞掉的意思,如果辞不掉,我就要跑路了。

做费邑的地方长官是许多人都巴望不到手的事情,为什么闵子骞要推辞?孔子曾经说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季氏专政,属于一种无道的行为,闵子骞就是根据这一条来拒绝了季氏的聘请。

有人会奇怪,当初季氏的家臣公山不狃占据费邑搞割据,召请孔子,孔子曾经想去,现在季氏聘请闵子骞,闵子骞却不肯去,是不是孔子背叛了自己的理论?

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必今天的人质疑,子路那一帮子人就能把孔子折腾半死,古时的人比较直爽,大家尊重你是因为你的德行学问,如果一个人背离了自己的学说,阳奉阴违,谁还会跟他客气?

闵子骞与孔子当时的情况是有差别的。季氏聘请闵子骞,是管理费邑,他是没法做出什么调整的,他做得越好,季氏的权力越大,鲁国尾大不掉的局面越严重,这是不合礼乐制度精神的。

而孔子去叛臣那里,不是协助叛臣作乱,而是要开辟出一块礼乐制度的新天地来。

“如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这才是孔子去的目的,他是要在东方建立一个礼乐文化的理想国。

如果用企业来比喻的话,季氏招闵子骞就相当于在鲁国这个大企业下面找人为自己谋私,孔子去费邑则相当于这个企业已经独立出去了,属于独立的一个企业。

 

第六章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病得很重,孔子去探望他,从窗户里伸进手去,握着他的手,说:上天将要放弃他了啊,命啊!这样一个人竟然生了这样的病,这样的人竟然生了这样的病!

关于孔子从窗户外握着伯牛的手而不是进屋去探索,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伯牛生的是恶病,不想见人,所以让孔子在窗户外探视。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孔子是不该伸进手去握他的手的;另外一种说法是出于当时的一种礼节。

后一种讲法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亡之,有两说,杨伯峻先生认为“之”是发语助词,没有实在意义。另一说认为“之”是代词,指伯牛。亡指丧失的意思。

我认为后者似乎更为恰当,“亡之”指上天要让这个人离开人间,与下文“命矣夫”在含义上也能无缝对接。

钱穆先生持这种看法。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先生说:贤哉,颜回!一碗饭,一瓢水,住在破旧狭窄的巷子里,别人都不堪其忧,颜回却能不改其乐。贤哉,颜回!

如果从翻译的角度讲,贤哉不翻的时候,含义更丰富,如果翻译不恰当,会有画蛇添足的感觉。比如杨伯峻先生把贤哉翻译成“多么有修养啊”,感觉非常别扭,倒不如干脆保留,反正现在人们的文化修养都比较高,完全看得懂。

这一章的解读前面已经涉及过,今略。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

 

这是非常好玩的一章,由于孔子对弟子们要求太严,大家开始跟孔子讨价还价。

冉求就是冉有,他对孔子说:不是说您老人家主张的那些东西不好,不过是对人的要求实在太高咧,俺做不到。

孔子说:少来了。什么是做不到?做着做着做不下去了,这是做不到。你现在还没开始,就说做不到,分明是想偷懒!

记得有本书上说子贡也曾跟孔子讨价还价过,下场跟冉有一样,被批了一顿,只好按照老先生指引的道路继续前进。

 

第七章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女,同汝。这一章通俗的如同白开水,不必精通古文,但凡识得这几个字的都知道是什么意思,翻译不是目的,搞懂才是关键。

那么,儒是什么?君子儒指什么?小人儒又是指什么?

1)

《周礼》又称《周官》,是一本记载周代官职与官责的书,它相当地完备,完备到了让人吃惊的地步,我们能想到的它有,我们想不到的它还有。有人曾经统计过,周王如果按照《周官》的要求把所有官员配备齐整,大约需要五万多人。五万人在今天不起眼,在过去可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周武王率领八百诸侯攻打纣王,所带的部队加起来大约也就三万多人。到了春秋初期,社会人口较周初大大增加,各诸侯国之间斗殴,像齐楚晋这等大国最多也不过才能出动到几万人。

五万人不是当时的财政能担负得起的一个数字,所以专家们经过研究认为,这本书是有人在《周官》基础上加上自己的发明创造而构建出的一部著作。因此,其中有些官职我们在历史资料中能看到,符合历史;有些官职我们在历史中则看不到,可能是作者觉得祖宗搞得不够尽善尽美,因此费心替他们完善了一下;还有一部分与礼乐文化有冲突,估计是搞这个资料的人对礼乐文化的某些部分不是很了解造成的。

比如《周官》中有这样一章,讲得是一些家庭困难没有依靠、年老多病或者体弱幼孤的人如果受了官长的冤枉,申诉无门时该怎么处理。这位老兄出的主意是这样的:让被冤枉者在一种特殊的石头上连着站上三天,然后就会由专门的人来听他们诉说自己的委屈,代他们处理。

我非常理解作者的心情,他是担心有人告刁状,有事没事地给领导们添麻烦。不过,这位老兄虽然替领导们考虑地挺周全,却没有考虑告状人的实际情况,如果体弱有病,站不了三天怎么办?岂不是得一辈子受冤枉?因此说,这是一个非常缺德的主意。我们在电视剧《铜嘴铁牙纪晓岚》里还能看到这种思想的影子:如果有人想击登闻鼓伸冤,就得做好撅起屁股准备挨三十大板的心理准备,挨过去之后才能谈告状的事情,挨不过去算你活该倒霉。

记载周王日常工作安排的《月令》上,有一些关于刑狱方面的规定可以给我们作参考:1、周王会定期派人视察刑狱,嘱咐不要虐待犯人。2、即便是重刑犯也要尽量地给予优待,该给改善生活的要改善生活,不能没事揍犯人取乐(后面这句是我加的)。3、农忙季节,放轻刑犯回家干活,罪行轻就得照顾,不能因为一个人做错了事,搞得家人跟着挨饿。4、每年的七月会派人给犯人查体验伤,派人重新审理,进行最终的决断。

两相比较就会发现,《月令》记载的制度比较人性,符合以仁得民的主旨,处处透着以人为本的思想,而《周礼》中的这些规定则背离了这种精神,处处考虑怎么整治老百姓,好像生怕让老百姓沾了什么便宜一样。

应该说这种立场既不是民众的立场,也不是君王的立场,而是那些总感觉自己怀才不遇,希望有机会为君王打工者们的立场,总想着如何替主人治民,千方百计地防止人们偷奸耍滑,所以不自觉地就将这种思想带进自己编的制度里面去了。

从上面简单的介绍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想研究礼乐制度,《周礼》是一本常有参考价值的书,前提是你得有一定的辨别能力,别让里面掺杂的私货把你蒙了。

2)

关于儒的问题,这本书里是这样说的:以九两(耦)系万国之民......四曰儒,以道得民。

这句话的意思是《周礼》在天子和普通老百姓之间设立了九等人,让这些人协助天子治理天下,儒排在了其中的第四位,相当地牛。他们的职责是凭靠道替天子维系民众,至于这个道是指什么,比较费猜。

排在儒前面的三位分别是:牧(诸侯)、长(大夫)、师(有人说是老师,但这种解释不怎么合理);排在它后面的几位分别是:宗(大族的族长,从《春秋》的记载中可以了解,这部分人很多就是大夫)、主(有人解释说是有封邑的大夫)、吏、友(《周礼》说这部分人是以任得民,究竟为何,与朋友的友是不是一回事,搞不清楚)、薮(指山川水泽的官员,老百姓的生活有时会依赖这部分地方的出产,周厉王就是因为将这些地方统统划归自己才倒了大霉)。

根据《周礼》的记载,儒的地位在当时应该算是非常高了,但我们在历史中(比如《国语》、《春秋》、《周书》等)却很难发现这个字的影子,不但在正儿八经的历史中很难找到它,就算在《论语》中也只有本章一处提到了儒字。

它的地位如此重要,而人们又找不到历史的佐证,因此人们就怀疑搞《周礼》的那位先生,在编写这本书的时候顺便把自己的地位给提高了一下,因为编写这种资料的人往往是儒生。

3)

鲁哀公有一次与孔子聊天,对孔子穿的衣服非常好奇,问孔子:先生穿的这身衣服,是属于儒专门穿的衣服吗?

孔子说:我小时候居住在鲁国,喜欢穿肥肥大大的衣服(衣逢掖之衣)。长大以后去宋国的时候,觉得那里人戴的帽子比较有特点,就开始戴那种帽子(冠章甫之冠)。我听说作为君子来说,学问要渊博,衣服则要随乡入俗。没听说过有什么专门的儒服(丘不知儒服)。

对于孔子和鲁哀公的这段对话,有人这样解释:孔子之所以说自己不知道儒服,是因为嫌鲁哀公不关心儒,只关心儒服。

有些人总能把一些非常简单的问题搞得很复杂,而且很有意思的问题让他们这样一弄就会变得了无滋味,整个世界都被搞得怪里怪气的,这也算是一种本事吧。

从鲁哀公问孔子穿的衣服是不是儒服上面,能反映出四件事情:第一,儒不是官员编制,如果是的话,该穿什么衣服,鲁哀公不会不知道。第二,孔子是儒。第三,鲁哀公不知道儒该穿什么衣服,儒这个行当在当时是不是有专门的礼服谁也不知道。第四,鲁哀公见过的儒生大多都穿这种衣服。

正因为如此,鲁哀公才会好奇地问孔子。好奇是人人都有的一种正常的心理,如果一个人对一些不常见的现象总不感兴趣,不好奇,这人就不正常了。

孔子的回答也很正常。他从小长在鲁国,喜欢穿本地人习惯穿的那种肥大的衣服。到了宋国之后,发现宋国人戴的帽子非常有特点,就喜欢上了宋式的帽子。当然,这种帽子于孔子还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因为他的祖先是宋国人,自己是殷商后裔,带这种帽子,有点缅古的意思。就像有些华人后裔喜欢上了中国的唐装旗袍一个道理。

那么,儒到底是一些什么人?钱穆先生引《说文》解释说,儒是术士之称,谓士之具六艺之能以求仕于时者。

这种说法不靠谱,纯属信口胡吹,所谓“具六艺之能”就是指全部掌握礼乐射御书数的人,孔子的弟子们跟老师学的就是六艺,他们大多都是那个时代的儒,如果大家都具六艺之能,大家就都是孔子了,还跟孔子学什么?有这种才能的人不必去求仕了,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有的是人来求你。

张荫麟先生认为儒是祝、宗、卜、史一类的人物在大夫破产之后,流落在社会上而形成的一个阶层,因为这部分精通礼仪,所以经常为人们主持个红白喜事啥的,他描绘这一类人的特征时说“古礼是他们的饭碗,守旧是他们的他们的习性,文弱是他们的本分”。

这种描述显然是把后来儒生的样子硬加到了春秋时期儒生的身上。通过前面的释读我们已经看到了,春秋时期的儒生一点也不文弱,非但不文弱,个个都还身怀绝技。而且祝、宗、卜、史在早期是非常重要的官职,即便在孔子时期,也不算如何落魄(像卫国的祝鮀,《论语》中有提到他),他们有文化有影响,即便自己跟着的人被干掉了,只要他们自己还活着就不愁找不到工作,说儒生最早是由这部分组成也有些靠不住。

4)

儒生的来源可能比较复杂,有的来自于破落的家庭,有的则是由于当时的继承制度造成的。前面讲过,即便是周王的儿子,经过四五代的繁衍之后,有许多子孙就会落成平民,与普通人相比,这部分受过相当的教育,对于礼乐制度与文化有一定的了解,生活在他们周围的老百姓遇到有些什么事情,经常会请他们协助。当然,有时候贵族家里的事物需要人手打理,也会请他们。

与一般老百姓比,他们有文化,懂礼仪,身上有些贵族气,贵族会玩的东西,他们大多也都会。而与真正的贵族比,他们又是属于落魄的一族,贫穷,要自谋生路。

他们在当时的地位大概与现在山东鲁南、鲁东南、鲁西南一带的一些人差不多,这部分人在本地一定范围内有点名望,愿意出头露面,懂得各种礼节,经常为人主持红白喜事,在现场人们通常称这些人为总管或大总管。

从周初到春秋时期,不知道有多少贵族子孙变成了平民,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成了儒,做儒的营生,有些可能做了其他的行业,比如农民。《论语》记载的几个怪人就可能属于这种情况。

总而言之,儒大约就是这样一类人汇集而成的一个阶层。当然,最初他们都是生活在各种的家乡,因为一个人的出现,而使他们从五湖四海走到了一起,这个人当然就是孔子。

这些人本来就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加上原来的家庭背景,容易与孔子产生共鸣,对孔子的思想主张深以为然,再加上被孔子深不可测地学识所折服,所以都死心塌地围绕在孔子的周围。

孔子的弟子出身各式各样,大部分是儒生,包括孔子自己也曾作过类似的事情。儒对比起来虽说不是一件什么丢人的事情,也算不得如何光彩,所以当时提到它的人并不多。

《礼记》有一章专门记载了孔子与鲁哀公的谈话,这一章叫《儒行》,在那些谈话里,孔子告诉鲁哀公,儒的品行是怎样的,能做到什么程度,听得鲁哀公不断地欢喜赞叹。

这些当然都是孔子根据礼乐制度为自己和自己的弟子们规制出来的,在他之前没人提出这种标准,孔子那样干,有点做广告的性质。

正因为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多是出身于儒,而礼乐文化在当时的传承又是以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为主线,所以儒的地位才慢慢的提高起来,到了战国时候,荀子把周公都敛化到了儒里面去了。

不过荀子的那篇文章做得比较含糊,也可以理解为做到周公那个样子,才能称得上大儒,而不是说周公自己是大儒。

5)

古代祭祀的时候非常多,红白喜事又非常隆重,因此从事儒这个行当的人在当时就比较多,人多了就容易出良莠不齐的情况。

有的为了不辜负自己所学,鼓动主家竞相攀比,大搞奢靡之风,这种现象我们从《礼记》里可以看出端倪,哪里如果死了人,特别是那些有名望的人死了,孔子和他的弟子们都喜欢去观摩学习。

这是当时的一种风气,观摩完了自然就有些人要效仿,拿着丧主做实验,这种做法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很大的负担。

红事还好,东西置备完了还可以继续用。白事就麻烦了,不管搞多少东西,都得搁土里埋了。虽然这给后来的考古工作带来了非常大的好处,但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却是莫大的痛苦。

懂得了这些之后,就会理解为什么子路对孔子说“伤哉贫也!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礼也。”的时候,孔子要告诉他“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孝。 ”了。

实在是折腾不起了。

今天的那些大总管们似乎也在干着同样的事情,在有些地方,无论是婚礼还是丧礼,越搞越复杂,越搞花费越多,人们不胜其苦,却又没有办法摆脱,因为这部分深通这方面的学问,因为是乡里乡亲,对主家的情况又非常了解,总是能挤掇着主家拿出倾家的钱财来展示自己在这方面的才能,什么火化完了还得用棺材,骨灰外面得铺上西装,出殡的时候要烧童男童女各式的仆役、房子、轿车、手机、家电等等,现在据说连小三都配上了,真孝子也,怎么能折腾死人怎么来。

更有甚者,还有吃霸王餐的(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有这样的记载,我没有找到例证)。

这些做法给儒这个行当抹了不少黑,孔子就深受其害。齐景公想重用孔子,去问晏婴,晏婴听了直摇头,说儒搞的那一套规矩,平常的人一辈子也未必能学会,怎么能用它来治国?再加上又崇尚厚葬,让死人堵了活人的路,这怎么成?

齐景公一听也有道理,就把这事放下了。

其实孔子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非常懂得权变,更不主张在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投入太多的花费,他力主陪葬要用明器(古代专为陪葬制造的器物,像我们现在挖掘出的兵马俑就是这样的东西,在这之前都是真材实料,用活人殉葬的),都是因为儒喜欢穷讲究,把名声搞坏了,结果孔子也受到连累。

本章大约是孔子和子夏谈论到儒的各种情形时嘱咐子夏的话,小人儒就不要说了,鼓动着老百姓瞎折腾就是了。

君子儒应该是指按照礼乐文化的精神来,能省点就省点,有些事情有那么个意思就行了,别去做贱人。

君子守道,小人顺乎人情,这是君子与小人的差异。

君子儒也可以理解为像《礼记•儒行》记载的那种要求,不过我觉得有些玄,因为那些要求似乎太高了,比《论语》中提到的一些要求还高,所以拿不准儿,言语也过于齐整,很像后人瞎编的。

而且,《儒行》中的那些内容如果真是孔子讲的,可以算是对儒最详尽的要求了,何以《论语》中连提都未提到过?此为最可怪也者。

我引的那个鲁哀公请教孔子儒服的故事也来自《儒行》,这个故事本身也许是真的,也许是假的,但都与儒服无碍。即便故事是假的,也可以说明编故事的人尽管把儒吹出了花儿,但在儒服这个问题上还是没有办法做手脚的,就像我们编排别人的故事,会在衣服穿戴上尽量务实一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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