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解读 《论语》故事

《论语》中的故事(59)

第八章

 

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

 

子游做了武城的地方长官。孔子问他:你发现这儿有什么人才没有?子游回答说:有个叫澹台灭明的人,走路从不炒近道儿,没有公事,也不到我的屋子里来。

从子游的回答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师徒对人的认知标准。

行不由径,按照礼仪,走路有一定的标准,什么人走什么路都是规定好的。澹台灭明不图省事,不抄近道儿,是一个遵守规则的人。子游是地方长官,他没事不往长官跟前凑,是一个不拍马屁的人。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先生说:孟之反这个人不夸耀自己。军队战败了,他在后面殿后,快要进入城门的时候,用鞭子打着自己的马说:不是敢逞强殿后,是马不肯快走落在了后面。

孟子反是鲁国的一名大夫,在公元前484年齐国和鲁国的那次战争中,他所在的右军被齐国击溃,在撤退的过程中,孟之反主动殿后,到了快进城的时候,又不肯直逞其功,为孔子所称道,因此给弟子们讲解这个实例,告诉人们该如何做。

有功而不自夸,是君子们应该追求的一种美德。颜渊说“愿无伐善”,就是这个意思。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1)

祝鮀,《左传》也写作祝佗,卫国大夫。

公元前506年,王室的刘文公召集诸侯会盟,商量对付来自楚国威胁的事情。卫国当然要参加。在赴会之前,子行敬子对卫灵公说:朝会是比较麻烦的事情,有时候很难达成一致,经常为了一点鸡毛蒜皮吵个没完,不如让祝鮀一起去吧。

从子行敬子的话中可以知道,祝鮀这个人非常有外交才能。但他干的工作却不是外交,而是一位祝官,通常的称呼是太祝(史官被称为太史,乐官被称为太师......,加个太字表示其地位的重要),负责祭神、祭祖事务的官员,属于经常跟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灵打交道的人,之所以称他为祝鮀,是以官为氏,这个职位与别个职位不同,与史、卜等官一起,常常是家传,经常是子承父业。

卫灵公认为有道理,就去找祝鮀,祝鮀推辞说:这个不合适吧?我继承先人的职责,玩了命的干,还害怕干不好,给自己招来罪过。现在你老人家又给我弄来这么一个活儿,这不是要我命吗?祝,就是负责供奉社稷之神的官员。按照制度来讲,如果国君领军出征,需要祝官奉着社神跟随,祝官才可以跟着国君一起离开国境。其他时间,如果社神不动的话,祝官就不能动。再说,你这是去会盟,跟我的工作也不搭嘎。

子行敬子既然推荐祝鮀干这个差事,就说明这人是门儿精的那种人,他当然知道卫灵公让他去做什么,但推辞是必须的,无论是你想去还是不想去。

卫灵公这个人倒不罗嗦,也不给他讲大道理,只是说:走吧,走吧,一起去吧。

到达了目的地之后,卫灵公得到消息,说歃血的时候,准备让蔡国在卫国的前面。也就是说,这次会盟等于把卫国的地位降了一个位次。

这是一件比较严重的事情,因为歃血的座次排列,代表着诸侯国的等级地位,越往后的等级越低,等级低了的坏处就是什么好事都很难摊上,什么坏事都可能比别人摊得多,属于舅舅不亲姥姥不爱的那种类型。比如如果削减了那个国家的封地(这在春秋时期是经常的事情)准备搞个瓜分啥的,排在前面的就比较沾光了,不但可以分得多,也可以分得好,有各种优先权。

而且更要命的是,一旦这次这么干了,以后卫国就可能老得落在蔡国后面了,如果想掉过个儿来,需要大费周折。人家最简单的一个理由就是:上次就是这么干的,你就不要再生事了,有意见上次咋不说?(“温故而知新”的那个“故”代指制度就是这样来的,原来有过的先例,慢慢就成了制度。)

本来卫国的位次一直在蔡国前面的,不知道是不是蔡国搞了潜规则,黑了卫国一把。对此,卫国该怎么办?硬来的话,得罪蔡国是小事,它本来就是小国,得罪盟主却是大事,能决定这件事情的,本来就不是小人物。

因此,卫灵公决定派祝鮀出门搞定这件事情。

2)

祝鮀出面去找苌弘。这苌弘是刘文公手下的大夫,非常有才能,孔子这样的人物还曾经专门向他请教过乐,而他自己并不是一个专门负责乐府的乐官,也就是说,对比起他其它方面的才能来讲,音乐不是最突出的,他在别的方面的能力该有多牛,想想就能知道了。

苌弘一直致力于王室的重兴,但王室重兴对这些大的诸侯国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好处,好不容易把你降辈儿降成了大哥,你现在又想当爹?门儿没有。所以这些诸侯国的老大们经常在王室的事情上使个绊子啥的,生怕它哪天真爬起来,把自己盖住。

古人经常讲势,讲命,所谓命也好,势也好,就是外界的各种条件,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的话,硬来是要倒霉的,苌弘就是死在这上面。苌弘有才能,品德好,死得非常冤枉,传说他的血三年不枯化而为碧玉,苌弘化碧的典故即源于此,后人的诗词中多有据引。

祝鮀找苌弘的时候,是他比较得意的时候,祝鮀也没有客气,堂堂堂地上来先给他讲了一通大道理。祝鮀跟苌弘的谈话记载在《左传》里,原文引经据典,从制度到历史,从现实到未来,全部论述到了,仅古文就有七百多字,非常长,就不引了,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看。

祝鮀讲完了,苌弘的表现只有一个字:说(悦)。他不但认为祝鮀说得对,而且还非常高兴,高兴完了之后,就跟刘文公、范献子一起商量了一下,又把卫国排到了蔡国的前面。

祝鮀在这次会盟中的表现,让我们看到了他几个方面的才能:懂礼仪(否则会被瞧不起的),了解制度(才能言之有据),对历史非常熟悉(应当说对各国的历史包括周王朝的历史都知之甚详),擅长形势分析(对方也不是傻子,卫国排在前面到底是好还是坏,你得给分析出个123来),有口才(说出话来得让人爱听)。

在古代,所谓的佞不但是一张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好嘴巴,而是要在以上各种能力的基础上,准确地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让对方接受,而且言语还要不疾不徐,暗着是为了自己被摆了一道不满,明着全是为对方打算,而实际的结果则是双赢。

这就是祝鮀的佞,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口才好,与今天电视上的辩论大赛不是一回事情。

3)

宋朝是宋国的公子,在公元前522年,宋国发生了一场内乱,许多人流亡到了国外,宋朝大约就是从那时起离开了宋国。宋不是他的姓,之所以称他为宋朝是以国为氏,为了区分起来方便的。

宋朝是有名的美男子,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听说了以后,有些心动,就撺掇卫灵公把他招了来,其实那时宋朝的年纪已经不小了,也许是古人保养有方吧,南子见了宋朝之后,就和他打得非常火热。

这种消息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都是八卦新闻的头版头条,所以在当时传得沸沸扬扬。卫灵公的儿子蒯聩出使经过宋国的时候,宋国的野人朝着他唱起了歌:“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

这是两句非常粗俗下流的歌词,意思是:既然俺们让你们家的那头母猪已经过足了瘾,为什么还不那头公猪还给我们?

野人最初指住的离城市比较偏远地方的人,这部分人大多是原住民,不怎么讲礼仪,所以有时候野人就是是粗鲁、不懂礼貌那类人的代称,我们经常说的粗野,也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

朝蒯聩唱歌的野人当然未必是什么原住民了,宋国都立国多少代了,这里就是指那种不知道上下正反的那类人,一味地痛快自己,只管向别人的伤口上撒盐。

他们当然也不是喜欢宋朝,如果觉得他真的应该回到宋国来,早就招回来了。到这次事件为止,宋朝已经在外面流亡了二十多年了,可以说与故国基本恩断义绝了,就算想让他回来,也不是这些人能说得算的,他们的级别还差得太远,大家这样唱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刺激蒯聩,过一把嘴瘾,怎么伤人怎么来。

蒯聩在宋国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回去之后就着手采取行动除掉南子。但是失败了,没有办法的蒯聩只好流亡到了晋国。这次事件为卫国的下一次内乱种下了祸根儿,在16年之后,卫国爆发了一场更大的内乱,将子路也裹了进去,被剁成了肉酱。

子路死了,他再也不能回到孔子身边,孔子从此再也不肯吃肉酱了。

我没有查到宋朝命运的结局,从孔子的这句话上看似乎不妙。当然也有可能此时宋朝仍然活得好好的,孔子只是借着这个话题发一点感慨。

他感慨的当然不是世事无常,命运难测,而是在告诉人们佞的重要性。

有宋朝那样的美貌没有关系,被有权有势的女人喜欢也没有关系,只要有了祝鮀那样的本领,就可以随机应变,从容化解一切。否则的话,是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的,只能被命运牵着走。

看来孔子还是有些同情宋朝的,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佞在春秋时期并不是一个坏词儿,是到了后来才发霉变质的,与臣字合到一起,成了帝王男宠、奸臣的代名词。

 

第九章

 

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先生说:谁能不经过房门就走出屋子?为什么没有人选择这条道路?

斯道,在原文中,不是指道路,而是指礼乐制度。一个人想求得富贵,要礼乐制度;想搞好政事,要礼乐制度;想长保富贵,还要礼乐制度。

为了符合现代人的习惯,翻译的时候将它译作了道路,也算是一种比喻吧。

礼乐制度是人生之长路,它把人们的一切都考虑到了,只需要人们稍微克制一下自己,就会带给人们无穷的回报。

但是,人们指感到被约束的痛苦,却看不见约束自己的好处。

所以孔子有此一叹。

道不难得,难得的是从之者太少,当约束权力的外在环境逐渐丧失之后,权力的放纵自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礼乐文化的辉煌是建立在制约权力的基础上的,当人们无法制约权力的时候,文化的沦丧在所难免。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如果一个人一切由着性子来,不用礼义来约束,就会显得粗野;如果过于讲求外在的形式,超越了人的本心,就会显得虚假。只有一个人的外在与内在相得益彰的时候,才能算得上一个君子。

在孔子的诸弟子中,文不胜质的应当算是子路了。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有人把这一章翻译成人只有正直才能生存下去,不正直的人能够生存下去,不过是凭着侥幸。

这样翻译也许没有问题,但是这种说法却相当无厘头,因为现实告诉我们,不正直不但能生存下去,还往往生活地更好。甚至在某个年代的时候,只有不正直才能生存下去,如果你正直了,可能就没命了。

孔子不是傻子,也不来自火星,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显然不会发烧到胡说八道的程度,就算孔子一时糊涂,说错了一句话,他那么多弟子,个个精明强干,难道都糊涂?何以将这么一章收录到《论语》中?

孔子在此用的是一个比喻,“人之生也直”是说正常的情况下,小孩出生是头先从母体里出来,现在人们称这种情况为顺产。

如果倒过来就麻烦了,今天还好说,比较科技发达了,不想生由命门生,直接剖腹都没有关系。但在过去可是一件非常要命的事情,俗称难产,搞不好会搭上两条人命,这就是“罔之生也幸而免”的含义,罔的本义 是网,“罔之生”就是“网之生”小孩的脚丫子先出来,容易被挡住,就像网在水里容易被挂住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母子能平安,在古代全要凭运气了。

直用来比喻正常的社会,罔用来比喻不正常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里,只有正直的人才能生活得更好,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美好的社会,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倒过来,这个社会就出问题了,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在不正常的社会里,所有的准则都被破坏了,人人自危,人们相互比得就是谁更龌龊,谁更无耻,谁更卑鄙,人们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君不见文革中的故事么?

谁愿意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古人为什么要移民到有仁德的国家里去?人们为什么要择仁而居?因为趋利避害是人们的本性,大家都愿意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国度里。

当然,现在世界人口剧增,人力资源不再是宝贵的财富了,各国对移民都设立了非常高的门坎儿,如果没钱没本事,想跑也跑不起。既然跑不起就不要跑了,大家共同努力,把自己居住的国家打造成自己想要移民去的那个国家就好了。当有一天,想造地沟油的人怎么算怎么不划算的时候,贪污受贿让人无地自容的时候,当人们不再羡慕那些不是由好道来的财富的时候,这个社会也许能称得上一个直字了吧。

如果不这样,我们只能在罔之中痛苦地挣扎着。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斯之谓也。

可能有人会疑惑,只凭一句话,没有语境,而这句话里信息又不是那么多,那么确切,能得出这种结论吗?孔子的话真的是这个意思吗?

说心里话,这个我也不知道。对于某些信息量不是很大的章节,只能努力去寻求符合那个时代历史与文化的答案,尽量保证找到的答案符合那个时代的文化,却无法保证孔子就是这个意思,除非找到更为确凿而又详尽的资料。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从这句话的语气里,我们又可以看出,孔子讲这句话的时候,正在跟别人讨论着一个问题,这句话就是针对那个问题说的。

有人说“知之者”的“之”是指道,这样说有道理,但是指什么道呢?道可多了去了。

知,有人认为是知道、懂得、或者了解。如果这样与下面“好之者”、“乐之者”在含义递进上是搭不起来的。

所以,我认为知是指人们对某件事情好奇、想知道、想了解而有求知的一种欲望。

如果我说得没错,孔子讲这句话的意思就应该是这样:想了解一件事情,不如打心里喜欢这件事情,打心里喜欢这件事情,又不如以它为乐。

所以,如果别去理会这个“之”是什么意思可能会更好,把它当x好了,随便将一件事情代进去,如果都能成立,说明这句话虽然平淡,却是一种普遍性的指导原则。

就像喜欢捣鼓《论语》的人一样,想知道《论语》讲的是什么,不如喜欢研究《论语》的,喜欢研究《论语》的,又不如以《论语》为乐的。

无欲无求,只想知道其中的真相,每当解决了一个久思不得其解的问题,都有一种快乐从心底中涌了出来,至于什么研究《论语》的意义之类的,去它的吧!

乐之者,是人们所从事事情的最高境界。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这一章说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孔子将人按照智力分为三等,分别是上人、中人和下人。上人,指提头知道尾,成天玩,考试还老得第一的那种人,上人也分档次,最狠的据说是生而知之。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边界的划分,在现实中未必有,就像物理实验中的理想条件,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中人,指中等智力的人,我估摸着坐在计算机跟前,像我一样发呆的人,大约都可以算是中等智力的人了,用现在的话讲,这就是一般人儿。下人,指傻子,智力有缺陷,你怎么说他也不明白,累得你满头汗,他还是感到稀里糊涂、莫名其妙的哪一类人。

孔子说:中等智力以上的人,可以跟他探讨高深的学问。中等智力以下的人,就没法这样干了。

孔子弟子众多,聪明伶俐的、蠢笨迟钝的、反应快的、反应慢的都有,所以老先生对于这一点深有感触。

如果想真正理解这一章的内容,也可以去找我们当年的老师,请他们提供一点意见。

 

第十章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这又是非常好玩的一章,前面在介绍天命论的时候曾经说过,古人认为,君权神授,而神权则是民授,作为一个国君,作为执政者的首要任务是要让治下的老百姓过上安乐的生活,这样才能获得上天的认可。这一章就是这种理论的具体体现。

智在古代有各种含义,在这一章里,孔子认为智就是一个执政者要懂得应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什么是自己的工作重点。

敬鬼神而远之:远不是不务,而是后务,要放到有些事情的后面去,只有这些事情做好了,才能考虑事神的事情。有远就必有近,既然事神的事情暂且先要放一放,放到后面去做,那么执政者首先要做的应该是什么?什么才是近的呢?

古人认为,一个执政者有三件大事应该做好:养生、送死、事神。

这三件事情中,以养生为本,所以孔子告诉樊迟“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就是要把养生送死提到前面。敬鬼神是事神,养生送死是事民,鬼神当然要伺候,但是不把人民伺候好了,先去装神弄鬼,鬼也不答应,谁搞不清这点,谁就是一个大傻子。这就是樊迟向孔子请教什么是智,孔子告诉他“如果懂得治理国家的精髓在于先人民后鬼神这个道理,就可以算是智了”的原因。

许多人将这一章当做孔子不信鬼神的凭证,基本可以算是瞎扯。我们虽然不能确定孔子是否信鬼神,但无论如何不该拿一个不能作为凭证的东西去证明他是无神论者。

樊迟是一个非常喜欢提问题的人,也曾因为问问题被孔子骂,大家千万别以为他傻,能上《论语》的弟子个顶个了不起,可能有些人的事迹被历史泛起的烟尘给湮没了,但不代表他们不曾辉煌过。

《左传》上有一个关于樊迟的小故事,可以让我们看一看樊迟在具体事情上的表现:在公元前484年冉有指挥对齐的那场战争中,樊迟是冉有的车右。两军在隔了一条沟对峙着。冉有下令冲过沟去攻击齐军。命令下去了,大家却没有任何反应,冉有有些傻了,敌人就在对面,军队却不听指挥,这不是要命吗?关键时候,樊迟看出了根由,他对冉有说:大家不是不听你的,也不是打不过齐军,而是不相信你,你把号令给大家说明白,然后带头冲过去就成了。冉有按照樊迟的建议去做了,果然获胜。

从孔子的回答里可以看出,樊迟问仁不是问什么是仁,而是如何才能做到仁。

关于仁,有过各种各样的解释,像什么克己复礼啊,仁者爱人啊,上下相亲谓之仁啊等等。孔子在这里又给出了另外一个答案:先难而后获。什么意思?

很早很早以前有个故事,说一个老农早上去地里干活,很久也没有回来,儿子着急了,去地里找爹,谁知道在半路上碰到了,他爹很兴奋地对他说:今天我可累坏了,好来罪没有白受,我让咱家的庄稼一下子长了一大节。儿子跑到地里一看,所有的庄稼都被他拔得耷拉脑袋了。

这是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的故事,寓意你我都懂的。寓言故事就是要找那些一听就明白的来担当,如果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就不如直接讲道理了。

这个故事告诉人们的就是做事要按照章程来,不能瞎捣鼓,治驼背的如果图省事,用两只门板使劲一夹,驼背倒直了,可是人完了。

礼乐制度也好,礼乐文化也好,它翻来覆去告诉人们的就是怎么做才是最好的,才能让你生活得更好,更安心,作为执政者应该怎么做,作为老百姓应该怎么做,所谓仁义礼智信,就是这么一些思想的合成。

作为执政者,你就是要想办法为你的人民提供好的环境,说得好听点,那是仁,说得直接点,那就是你的职责,你该做的,如果你不肯那样做,你就会倒霉。

但是那样做又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本来嘛,放着花天酒地的日子不好好过,非把自己弄得哭咧咧的,确实是一种痛苦。现在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民主制度,权力如果不想好好干,可以滚蛋,反正想干的人有的是。

但是古代不行,外在约束的制度不够完善,全靠执政者瞎胡闹到一定程度就会倒霉来威胁始终也不是回事情。就像一个大企业的老板,经营不好破产他会倒霉,这个道理他懂,但企业大到一定程度,人就会发晕,找不到北。

春秋时期就是这样子,早的时候大家对仁比较敏感,因为国家小,执政者如果不老实,随时会倒霉。但是后来不成了,随着国家的兼并,国家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国君对仁就少了那种如芒刺在背的感觉,仁就这样慢慢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上面都是一些题外话,简单的说,要想让执政者做到仁,有两种办法:

1,外部的契约。这个在春秋时期虽然有,但是很弱。

2、执政者凭自己的聪明才智认识到仁的好处,而努力克制自己。这个我们有。

孔子告诉樊迟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执政者要从根子上去努力,而不是去找捷径,能这样做就算得上仁了。

仁?这不是智么?也可以算是智吧,智是懂得怎么干,而仁是指努力的方向,两者在此重叠。

最后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先难而后获:考试想考100分,最简单的办法找个能考100分的同位抄他的,最麻烦的是自己努力,凭自己本事考100分。

该如何决断,采取哪种方式,你自己看着办。这就是孔子在这一章里要告诉大家的。

 

第十一章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知者即智者。先生说:智者喜欢水,仁者喜欢山;智者好动,仁者好静;智者快乐;仁者长寿。

智与仁是古人追求的两种境界,上一章中樊迟曾就此一并请教了孔子。

智者聪明、灵活、知权变、善衡量,总是能找到合适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仁者厚重、博大、容万物、有原则。

山与水是两种比喻,分别对应智者与仁者。水圆通婉转,遇到障碍的时候,总会找到最适合的路,这正与智者相同,不拘泥于事务,遇到克服不了的困难就绕着走,不跟人死磕。

有绕山转的水,没有绕水转的山。大山厚重,无论是风、雨、霜、雪无不以身载之,无畏无惧,来的不迎,去的不追,因此以之喻仁者。

智者动,以变应变;仁者静,以不变应万变。

智者乐,善于解决问题的人总是快乐的,天下很少有难得住他们的事情。仁者寿,非常费猜,把我搞得有点懵。

仁者与长寿有必然的联系吗?有一个研究《论语》的朋友告诉我,仁者当然长寿了,孔子活到73,孟子活到84,他们可是天底下仁者的代表了。诚然,孔子、孟子的寿命在那个时代都不算短,但如果要说多长寿我看未必,这种说法似乎有一点自欺欺人的味道儿。

而且研究历史会发现,如果坚持原则,有时会很倒霉的。彭德怀元帅1959年仁了一回,结果是不得好死,这种例子历史上有很多,大家都知道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此,我查了一下《说文解字》,上面说:寿,久也。

这样,孔子这句话就比较好理解了。我多次讲过,在此再申明一下,孔子讲的这些话,并不是对一般老百姓讲的,如果你想种地或者做个手艺人,根本不要管他讲的这套。但是你想从政,就要学习这一套了,特别是你志向远大的时候。

因此,智者、仁者都是对于执政的人来讲的。

仁者寿,就是说执政者仁德的话,就会获得人们的拥戴,能被拥戴,当然会基业长久了,实行仁政的目的不就是如此嘛。

仁做起来虽然难,但一旦你做到了,却是可以“恒久远,永流传”的。

孔子在这一章里对比着讲了仁者与智者的特性,但并不是说二者是矛盾、排斥、天生不相容的,而是将它们单独剥离出来,做纯粹地、理论性地对比研究,以此告诉人们仁与智的特点。

对于一个人来讲,最佳的境界不是仁或者智,而是仁智合一,既能灵活的解决所有问题,又不违背原则,不违法礼乐文化的精神。

要做到这一点太难了,但却是人们应该追求的目标,这个目标的名字叫做中庸之道。

 

第十二章

 

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在孔子时期,鲁国虽然比较好地保留了周的典章文物,但它自己并不去真的实行,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胡乱修改一气儿。时言说周礼在鲁,不过是说这些东西保留在鲁国的宗庙里,鲁国还有一些像孔子这样懂得这些制度的人而已。而且,鲁国三家大夫篡了国君的政,大夫又被自己的家臣篡了政,一度出现了春秋时期最大的笑话,整个国家的政治出自大夫的家臣,国君与大夫都成了摆设。

怎么看,也不像鲁国比齐国强的样子,并且齐国好像一点也不羡慕鲁国,齐景公想任用孔子,晏婴出来反对,他倒不是说孔子这人不好,而是认为鲁国搞的那套东西不行。

既然如此,孔子的这番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原来,各诸侯国实行的制度在当时虽然同属于礼乐制度,但各国又有各国的不同,王室并不要求每个诸侯国都严格实行标准划一的制度。各诸侯国来自不同的种族,有着各自不同的传统,用现在的话来讲,叫做各自有着各自的文化,强行取消别人的文化是一件很犯忌的事情。周人在夺得天下之后,干得最聪明的一件事情就是尊重各自的文化。

当年周武王干挺了商纣王,首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向商朝学习,在商制度的基础上,将本民族优秀的文化融合进去,各取其精华,形成了后来的礼乐制度。兼蓄并包是周文化优秀的传统,周人在做了中原老大之后,对各国原有的文化与制度采取了一种包容的态度,没有说姬姓国歧视夏姓国或者商姓国的事情。周王室新封的诸侯到了自己的领地之后也跟着王室学,对于原住民相当宽厚,宽厚到可以允许原住民在国君的都城里保留自己的神社。有人说周灭商之后实行的是殖民统治,如果说是这样,只能说殖民统治和殖民统治也不一样,周王朝的殖民是文化殖民,他们将自己仁的理念推广到中原各地,使得它很快被人们所接受,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

仁的理念如果体现在文化上就是宽厚与尊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站在对方与自己的立场上衡量,只要不是大是大非,一切都好商量。周人在以小胜大、以强胜弱之后,很快让天下安定了下来,让人们接受了他们,靠的就是这种宽阔的胸怀,你想让大家心服,先得在你自己的心中容得下大家。

这充分说明,包容的文化最有生命力。可惜的是,在中国文化的传承过程中,人们丢弃了古文化中这一最优良的品质,变得僵化呆板,极度排外,使得我们的文化逐渐丧失了兼收并蓄、自我完善、自我进步的能力,走向了衰落。

因此,从周初各个诸侯国的制度就千差万别,只要主要理念别与王室犯冲,具体怎么干,完全自己说了算,没人管。就因为这样,孔子在研究夏朝的文化之后,才决定去杞国做调查对比,因为杞国是夏的后裔,按说实行的是夏式管理,应该保留有大量祖先的典章文物。只不过,经过多少代的生息繁衍之后,杞国一直没有出什么像样的人物,被周文化同化的很厉害,本族文化丢失殆尽。这让孔子感到非常遗憾,孔子的这种心情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就像我们去看名胜古迹,去了之后发现古迹全是新建的。商后裔宋国的情况也没好多少。为此孔子大发感慨,他发的感慨也被后人收集在《论语》里。

齐国的始祖姜太公因功封在齐国,他是周氏集团在岐山时重要的谋略人物,文王、武王、周公、成王四个时期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对周的制度建设有比较深远的影响。《史记》上说,文王自从羑里被释放回来,“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可以看出姜太公在其中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但无论作用再如何大,周也不可能完全采用姜太公的主张,相传有这样一件事情。姜太公和周公受封之后,与周公有过一次谈话,先是太公问周公:何以治鲁?周公说:尊尊亲亲。太公评价说:鲁从此弱矣。接着,周公又问太公:何以治齐?太公说:举贤尚功。周公说:后世必有劫杀之君。

《论语》中记载了一段周公告诫儿子伯禽的话,嘱咐他不要疏远亲戚,确实可以证实周公有“尊尊亲亲”的思想。太公说“鲁从此弱矣”是指鲁国政治缺少开放性姿态,长期下去,很难揽延到合用的人才,会逐渐走向没落,这是家族式企业的通病。

而举贤尚功虽然可以使国家迅速得到发展,但对君主的要求也高,你得能驾驭得了那些能臣,就像骑老虎的人首先得能制住老虎一样,否则自己就可能变成老虎的点心。这是周公说齐国“后世必有劫杀之君”的原因。

《史记》记载的一则有关齐鲁两国的故事也比较有意思:太公到了封国之后五个月,向王室报道已经安定下来了,周公很奇怪,问道:咋这么快?太公说:简化礼仪,因俗而变。

伯禽到了鲁国,经过三年才让当地人接受了自己,对此周公也很奇怪,问他咋这么慢。伯禽说:移风易俗,让大家接受新的制度,所以就迟了。

周公听了非常难过:呜呼,鲁後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周公这段话的意思是,政治要结合实际,要安民,不要成天破四旧立四新地折腾,今天搞评比明天搞检查,提倡这个提倡那个,拿着老百姓当试验品,早晚惹烦了拉倒。

这两个故事告诉人们,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齐国的制度与文化都不比鲁国差,而且二者是在同一框架下构建起来的制度,有着非常相像的一面。

故事讲到这里,应该有一个结论出来,齐国明明哪一方面也不比鲁国差,孔子这样讲有意思吗?是不是因为鲁国是自己的父母之邦,就有点护犊子?

孔子一生研究政治,无论到了那个国家,都会潜心研究该国的政治发展史,自然不会胡言乱语。基于上面的一些介绍,我认为孔子这番话是针对太公和鲁公时期两国的制度比较而言。

伯禽到了齐国,生搬硬套王室制度,它的制度与王室的虽然相像,但有其形,无其实。

太公采用了改进版的礼乐制度并不是认为它优于王室的那套东西,而是形势需要,就像一个人只有五块钱,为了填饱肚子只能买份快餐吃吃一样。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孔子曾经说过: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当齐国发展到一定程度,他未必不会调整制度向王室看齐,前提是他的寿命足够长。本章中的道,指原汁原味的礼乐制度,它施行于于王室的王畿之内,王畿是周人的根据地,属于老区,经过太公、文王等几代人的打造,成了当时制度的典范。

    综上所述,齐国、鲁国、王室三者间制度的关系就是这样的:齐国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做了调整,鲁国硬搬了王室的制度,王室就不必说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都称得上是道了,属于夺天下的本钱,自然是要多好有多好了。

因此孔子对这三种做了如下评价:齐国制度要达到道的境界,必须经过鲁国的路。

这一章也有别的讲法,兹将钱穆先生的解读附在下面,供参考:齐有太公之余风,管仲兴霸业,其俗急功利,其民喜夸诈。鲁有周公伯禽之教,其民崇礼尚信,庶几仁厚近道。道,指王道。孔子对当时诸侯,独取齐、鲁两国,言其政俗有美恶,故为变有难易。当时齐强鲁弱,而孔子则谓齐变始能至鲁,鲁变易于至道。惜孔子终不得试,遂无人能变此两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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