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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的四言咏怀诗

  诗人阮籍以五言《咏怀诗》八十二首著称,最为读者所重,其内容丰富而晦涩,古今研究者努力破解这一难题,至今仍方兴未艾;而他的四言《咏怀诗》十三首却一直受到冷遇,或只一笔带过,或干脆不予提及。笔者从事阮诗有年,同样落此窠臼。轻重失衡,莫此为甚。请略一谈,以补前愆。按四言《咏怀诗》所流露的情绪同五言《咏怀诗》颇有不同,其中没有那种歌哭无端的激动和哀伤,也并无“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诗品·上》)的幽深,立言算是比较直白的。所以我过去一度怀疑它与五言《咏怀诗》写作时间有较大的距离,也许是阮籍后期的作品;现在看来那样的猜测是完全不对的,无非是受了前人评说的影响和干扰(例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八解释四言《咏怀诗》其一云:“亦为典午而感叹矣。而谬颂伊衡,自甘无用,辞旨浑融。风人之旨,理应如斯”云云)。后来反复玩味,才看出这十三首诗应是更早的作品,很可能作于他第一次出仕,亦即应太尉蒋济的征辟为其属吏而稍后迅即退出之时。《晋书》本传写道:

  籍容貌瓌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所谓之痴,唯族兄文业每叹服之,以为胜己,由是咸共称异……太尉蒋济闻其有隽才而辟之,籍诣都亭奏记曰……初,济恐籍不至,得记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济大怒。于是乡亲共喻之,乃就吏。后谢病归。复为尚书郎,少时,又以病免。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岁余而爽诛,时人服其远识。

  这四言《咏怀诗》十三首应即作于阮籍“乃就吏,后谢病归”之际,并且很可能就是呈给太尉蒋济的,其中有许多话都用来解释自己为什么不能当官,组诗的一头一尾写道——

  於赫帝朝,伊衡行辅。才非允文,器非经武。适彼沅湘,托分渔父。优哉游哉,爰居爰处。——其一嗟余幼人,既顽且固。岂不志远,才难企慕。命非金石,身轻朝露。焉知松乔,颐神太素。逍遥区外,登我年祚。——其十三

  “伊衡行辅”是称颂蒋济的客气话,说太尉大人同商朝的贤相伊尹(名阿衡,详见《史记·殷本纪》)一样伟大;可惜我自己素质太差,文武两个方面皆无才能(“才非允文,器非经武”);阁下要我出山,我不是不肯干,而是干不了(“岂不志远,才难企慕”),所以只能同渔父野老一起居于草泽,这样或者还能活得长久一点。

  这与他上给蒋济奏记中那些话正可以互相呼应:“今籍无邹(邹衍)、卜(子夏)之德,而有其陋,猥烦大礼,何以当之?方将耕于东皋之阳,输黍稷之税,以避当涂者之路。负薪疲病,足力不强,补吏之召,非所克堪。”诗里进一步说到自己的“既顽且固”,自是稍晚些时候的语气。奏记写于拒绝征辟之初,这一组诗当作于“谢病归”之际,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诗句。

  诗里又说,自己虽然要离开太尉府回乡下去了,但是对太尉大人的知遇之恩栽培之意还是心存感激的:

  重华登庸,帝命凯元。鲍子倾盖,仲父佐桓。回滨嗟虞,敢不希颜?志存明规,匪慕弹冠。我心伊何,其芳若兰。——其三

  “重华”指大舜(详见《尚书·舜典》),“凯元”则是当时的杰出人才八元八凯,大舜推荐他们出来帮助治理国家,于是天下大治。鲍叔牙推荐他的朋友管仲(“仲父”)辅佐齐桓公,遂霸诸侯,一匡天下(详见《史记·管晏列传》)。我很仰慕这些大人物,也很希望做一个有理想的人,虽然是实在干不了(“志存明规,匪慕弹冠”),但仍然十分感激推荐我的人(“我心伊何,其芳若兰”)。

  阮籍不愿意得罪蒋济,说了大批的客气话;如果仅仅为了应酬一下,献上这些诗句也就可以了;但他到底是阮籍,也还要借此机会说几句心里话,抒发一下真实的感情,于是他又写道——

  修林凋殒,茂草收荣。良时忽迈,朝日西倾。有始有终,谁能久盈。太微开涂,三辰垂精。峨峨群龙,跃奋紫庭。鳞分委瘁,时高路清。爰潜爰默,韬影隐形。愿保今日,永符修龄。——其五

  自己对前途有着许多忧虑,总是觉得还是潜伏在草野之中保住自己为好,这一层意思点到即止;其六中的“非义之荣,忽若尘烟。虽无灵德,愿潜于渊”也是表达这样的想法,同样没有说透;后来到五言《咏怀诗》中才有大量的发挥。

  阮籍在诗中还表示,现在其实也不是什么可以大有作为的时代:“姜叟毗周,子房翼汉。应期佐命,庸勋静乱。身用功显,德以名赞。世无曩事,器非时干。委命有□,承天无怨。嗟尔君子,胡为永叹。”(其七)现在已经不是姜子牙、张良那样的时代,根本干不成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世无曩事”),更何况我这个人又没有才干呢,当然只好听天由命,委运顺化了。这里表面是就自己立言,而骨内大约暗含着一点对蒋济的劝谏,只是对方身份太高,未便完全直言。

  阮籍的五言《咏怀诗》作于后来他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尚书郎后复回故乡陈留隐居之时,这时高层的分裂日趋恶化,形势更加严峻,阮籍也了解到更多的情况,对国家和个人前途的忧虑大为加深,于是一口气写了八十多首五言诗以释愤抒情(参见顾农《诗史互证与诗心探幽——关于诗人阮籍的研究》,《国学研究》第二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达到了他创作的高潮,产生了比四言《咏怀诗》巨大而深远得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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